“西安事变的和平处理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（峥嵘岁月）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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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: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内的场景。

记者龚仕建摄

图②:兵谥亭。

人民网记者吴超摄

③:西安事变后，当时国内报纸的报道。

记者张丹华摄影

④:1936年12月17日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小客厅。

西安事变纪念馆供图

骏山北麓、华清池畔、5个大厅墙壁上的弹孔清晰可见。

抗议亭方面，游人如织。 西安临潼华清宫在《1212》西安事变的实景公演中，交错的光影似乎回到了那风云动荡的历史瞬间。

兵谏亭、新城黄楼、张学良公馆、杨虎城止园别墅、高桂滋公馆等西安事变旧址分布在西安市区不同的角落。 现在，再次靠近，聆听，穿过时空的隧道，历史的回响不止。

民族危急存亡，挺身而出

西安市青年路117号是杨虎城将军纪念馆。 这里原来是杨虎城止园别墅，园内二楼阁楼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岁月。

九一八事变，东北沦陷华北事变，民族危急存亡！ 蒋介石以“攘夷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拒绝抵御外敌，继续镇压抗日救亡运动，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、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“围剿”陕北红军。

集中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共同防御外敌的使命历史上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。

1935年12月，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加剧侵略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，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。 并对张学良、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，停止内战，谋求共同抗日。

在杨虎城止园别墅一楼的客厅里，杨虎城先后会见了共产党王世英、王炳南、南汉宸等。 作为秘密接待处，杨虎城和中共联络员在这里达成了共同停战、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见。

民族危急存亡之际，红军、东北军、第十七路军达成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主张，明确三者在共同抗日的大致上下，各自保卫原防卫，互不侵犯，派代表，密切联系，共同抗日

建国路69号，张学良公馆位于这里。 3栋西式小楼依次排列着，用青瓦葺的屋顶、中楼的屋顶支撑着屋檐。 小楼对面是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，陈列室里一片东北军和红军交欢生动的形象，证明了当时的东北军、第17路军和红军是在西北抗日联盟初步形成的。

“西安事变是历史的转折，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工作，是团结越来越多的人，集中各方面力量防御外敌。 ”。 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员石八民认为，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，为西安事变和平处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引起士兵抗议，蒋抗日

1936年9月1日和17日，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《蒋抗日问题指示》和《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和民主共和国的决议》，提出了“蒋抗日的强制”的总方针。

12月9日，西安市内1万多学生举行请愿示威，要求停止内战、抗日达成一致。 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，张学良赶到西安灞桥制止学生。 他被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，答应在一周内以事实答复他们的要求。

当天，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、杨的压力，派遣蒋鼎文出任西北“匪”军前敌总司令，卫立煌出任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，陈诚以军政部次长的名义指挥绥东“中央军”各部。 他的这些安排，是为了大举“讨伐共”，也准备处理张、杨的问题。 张学良于12月10日、11日再次抗议蒋介石，但实际上被蒋介石“上作乱”。

动员军队抗议，逼迫蒋抗日！ 12月11日晚，张学良、杨虎城达成协议，决定实行兵抗议。 当晚，张学良公馆西楼灯火通明，在严密的战术布置后，8个抗日主张也基本草拟完毕。

“控制整个西安市，监禁国民党要人。 ’晚上，杨虎城将军秘密部署在新城公馆后，张学良率领东北军重要将领在此汇合，两人共同坐镇指挥，西安事变一触即发。

12月12日凌晨，按照张学良、杨虎城商定的计划，东北军部分包围华清池，拘留蒋介石。 控制了17路军和整个西安市，爆发了中外的西安事变。

事件发生当天，张学良、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签名发表《通电时局》，证明在国难迫在眉睫的形势下，迫使蒋介石抗战。 通电了“停止所有内战”“释放所有政治犯”等8个抗日主张。

扣留蒋介石后，张学良给毛泽东、周恩来打了电话。 “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利益，不顾一切，现在扣留了蒋等人。 哥哥等人有什么高见？ 迅速恢复。 ”

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，中共中央在紧急会议上协商，积极援助张学良、杨虎城，敦促实现抗日主张。 另一方面，15日和19日两次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，提出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具体建议。 另一方面，应张、杨之的请求，红军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、泾阳等地，接近东北军、第十七路军，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对张、杨的“讨伐”。 此外，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赴西安进行和谈。

至今，骊山五间厅的窗玻璃、墙壁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，兵谏亭旁的虎斑石“蒋介石藏身之处”前来参观的游客驻足凝视，仿佛走过了那动荡的瞬间。

西安事变与和平处理[/s2/]

西安事变后，全国形势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复杂。 “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主张轰炸西安，这样内战才能全面爆发，和平应对，才能形成一贯的抗日局面。” 西安事变纪念馆的演讲者候敏行指着墙上当时各大报纸的报道说。

12月17日下午，周恩来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西安。 周恩来与张学良就正确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进行了商谈，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。 经过与张学良、杨虎城的个别谈话，三个方面明确了和平处理的方针。

12月23、24日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、国民党代表宋子文、宋美龄与张学良、杨虎城谈判。 最后，达成了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、驱逐亲日派、释放上海爱国领袖、释放所有政治犯、停止“讨伐共产党”政策、联合红军抗日等6个条件。

张学良公馆的西楼，会议室陈列着当晚和平谈判的摆设，塑像人物再现了三方和平谈判的样子。 几个游客停下来凝视着，沉浸在和平谈判的历史时刻。

12月24日晚，周恩来在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，向蒋介石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。 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协定的六个条件。 但是，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，以他的人格保证履行这些条件。 西安事变和平处理的局面基本形成。

“和平处理西安事变，是促进国共合作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。 ”石八民说。

西安事变的和平处理，将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。 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，促使中共中央的蒋抗日方针的实现。 从此，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，国内和平初步实现。 在抗日的前提下，国共两党实施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。

在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，毛泽东对西安事变评价的一句话被灯光照耀得熠熠生辉。 “西安事变的和平处理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: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，全国抗日战争开始”。

目前，西安事变纪念馆已成为红色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历史照片、文物文献、文物建筑个个讲述了其风云涌动的岁月。